文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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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這輩年輕人的作品，第一個覺，它是全新的，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於此發生了幾個問題:一、為何此時於臺灣會有這樣的好作品出現？

二、就文章來說，它果然是自足的嗎？

三、文章的自足與它對時代的問題的使命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一史上新文學的出現，大概都是因於一番關係朝代的大變動，如歷史上開出了唐朝的天下，才有李白一干人的詩文出現。又如五四的新文學，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但今臺灣的文學只是自然發生的。

譬如繪畫，二歲至五歲的小孩個個都是繪畫的天才。小孩的繪畫都是全新的，不受一點傳統的技法的影響，也沒有思想，而惟是天趣，而這已無有不足了。今臺灣的青年文學亦可比這樣。如朱天文朱天心都是還在剛開始讀高中時，就已出開出了文學的花朵，及讀大學，也是讀的英文系與歷史系，沒有受過文學系的教育的，所以能寫得那樣的好文章。但是小孩的繪畫天才隨著年紀長大就都喪失。前此臺灣一批十七歲的文學天才型幾乎都是持續不到二十五歲。今朱天文等這幾個人的前途又怎樣呢？那可是不同的。前此十七歲天才型那般人是其人格與知識一直沒有成長。

有天趣的人就是有天才，人稚幼時個個是天才，長大後天才就少了。但一個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長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長生的。過去好的時代庶民常用的陶器，往往使今時的天才陶藝家歎服。在好的時代，一般人的人格與知識都健康，天趣就可以長生了，不限於稚幼時。寫字更可顯見。小孩寫的字都是好的，長大後仍要像小孩的寫字是不可能的，但若是真的書家，他雖然也不能再寫小孩的字體，但是能在成人的書體中保存像小孩時的天趣。又即使不是書家，只要其人格與知識健康，寫的雖是俗體字乃至如朱天心說的長腳蜘蛛體亦還是可有各人的風格。如柴山康子的、仙楓的、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的字我都仔細端詳了，看出好處來。

惟有是壞的時代，人的人格與知識都不成長了，才會一過了小孩期與青期就都變得無趣了。這時才要講到天才了，惟有極少數的天才者能不受此限制。

嬰孩期是個體生命的開端，青期是個體生命的反逆期，可以不假外力而自己生出新的表現，這就是會有今時臺灣新文學的自然發生之故了。但還是要像辛亥與五四那樣時代風氣才好。今如朱天文朱天心不隨十七歲型以俱萎，可以保證得個人的文運，但是未足以保證國家的文章氣運。

過去的例，有李白的文章而無補於當時由開元之治轉入天寶之亂的時勢，有蘇軾的文章，而無補於北宋的隨即亡於金兵，而唐宋詩文的最好時期亦就過去了。

文學如花草，花草做天的見證，但是不能做天的保證。只有天可保證花草。文運的保證在開國，而開國是在革命。

二文章究有何益呢？

曹丕說文章是建國的大業，而又有一說是文章之士不足與言治國。兩說都對。文章與禮樂生在一起，當然是建國的大業，但文章之士又當別論。

就拿禮樂來譬吧。禮樂即是祭政一體，天子要管祭又要管政，不可能自己司樂司儀，天子只於郊祀天地宗廟時到場主祭，平則由神官在做。亦可譬基督教，一般人不能也像牧師的專做屬靈的事，因為一般人還要他做屬世的事。神官與牧師是專業，文章之士也是專業，神官與牧師與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國。

天子偶來主祭，公卿列祭，便勝卻神官的風光無數，文章亦然。劉邦、李陵、曹偶然做一首兩首歌詩，都此文章之士還做得好。

這裡也解答了純文學云云及文學大眾化云云的問題。

純文學是像神官與牧師專做屬靈的事。中國的志士很不愛這個，所以每每有意貶低文學的地位，曰:文章小道。本的親鸞宗甚至反對純宗教，實行和尚娶食。

三朱天心的文章裡，她看什麼都是好的，對人、對事、對東西、對天氣與臺北市的街道，她都是興高采烈。哭也像雷雨的明亮，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太有意思了，所以專心誠意的總是玩不夠，唱歌唱不夠。而像“方舟上的子”裡的梁小琪與那男生，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高尚極了，脫俗極了，美得大極了，然而連高尚、脫俗、美、大，這些字眼都尚未有。

現代社會連同青年男女之間，都在俗化惡化，人類的歷史在塌陷下去，然而朱天心像小孩，小孩眼睛裡的世界沒有一樣東西是不淨的，像雪霽出照見潢汙行潦之水亦都是鮮亮的。此即是文學與革命相通的地方。革命是歷史的祓禊，祓除不吉與不淨，文學便亦是禊祓。（我愛禊祓，比說贖罪好。）岡潔說“大自然是善意的”我喜他的這說法不襲孟子的“善”亦不襲我說的大自然的意志，而相一致。這大自然的善意我覺比說愛字好。這種對萬人萬事萬物無差別的好意與歡喜，乃是文學者最基本的心情。

易經乾卦有一句話是“天下文明”又一句話是“聖人出而萬物睹”文學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見萬象歷然。

這樣也許會被矇騙，寫的東西不符事實，但是縱使錯了亦還是好的。縱使世界皆偽，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許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寫的禪讓詔與表，即位頌，與哀冊，只要是誠心誠意寫的，還是有價值，使人讀了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貴，有生榮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後的左傾青年把列寧與史大林崇拜之極，崇拜的對象雖錯了，亦是可貴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學有在是非之外的好與不好。

二十年前本尚無人說公害，我在汽車搬運大卡車的噪音、廢氣的國道走亦還是對之有好意，這回想起來，可比走在地獄中，有目蓮的人的端正安詳。還有是大暑天太陽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飲料店，叫來一杯化學顏染得通紅的刨冰，看見鄰座的姑娘在吃，我也豪快的把來吃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子”裡的，便像禪僧說的此地是什麼所在，說是說非，即是你總不可以慳吝小氣。

四往年張愛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裡有寫從陽臺上望街道與電車噹噹來去。因為她寫得太好了，我當這裡是聖地，只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經的中國邸宅好，上海的現狀亦且不是可長久的，其後上海淪陷，張愛玲還是離去了。

原來以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常生活，也是我的慳吝小氣。今讀“方舟上的子”我就儆誡自己，雖是對於好的東西亦不可再慳吝小氣，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會與男女之間的俗化惡化，在塌陷下去的現實還是不可放置。與遷怒相反，遷喜的原諒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時用塑膠管摺的一隻彩角球，我很珍重的掛在書架上，但還是要想倘用草或絹或本紙來編可以更好。

蘇軾當初與章惇要好，兩人都年輕，其後章惇為柑，卻陷害蘇軾，而蘇軾昔年贈章惇的詩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贈人詩，其後發見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詩裡所寫的話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將來會發現昔年的同學有的並不是那回事，然而今她寫在文章裡的亦依然是真的。

“方舟上的子”與“擊壤歌”裡的，與朱天文“青青子衿”裡的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就是文學的絕對的境地。

五張愛玲不同。

張愛玲的文章裡對於現代社會有銳的彈劾。但她是喜歡現代社會的，她於是非極分明，但底還是無差別的善意。可比平劇裡對於惡小人亦與以美化。此即是無差別的善意。漁樵閑話裡對於前朝裡，當年的問題都已成了過去，遺留的就惟有這無差別的善意的風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但有更見得潑剌現實。大凡因歷史上的大行動而起的新文學，如五四運動而起的新文學，多是對於現社會有意見的，如雲打倒舊禮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時臺灣的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則對社會幾乎是無意見的。像這樣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說的臺灣新文學與顏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無關。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與心岱的小說，只覺其是享樂青，享樂現社會，惟因年輕，享樂也清吉健康。但其後覺得社會的現實不這麼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輕了，情上漸漸沒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於是或則變為貪，單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則自己覺得不濟了，趕學些西洋文學的方法與觀念來支持自己，但是寫的東西反為不及以前的無學。這就是十七歲型的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