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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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湄送我這本她翻譯的昆德拉的文論《被背叛的遺囑》，距今快三年了。當時一讀就非常喜歡，只覺得妙論迭出，奇思突起。我折服於昆德拉既是寫小說的大手筆，也是寫文論的大手筆。他的文論，不但傳達了他獨到而一貫的見識，而且也是極顯風格的散文。自那以後，我一直想把讀這書的想整理出來，到今天才算如了願，寫成這篇札記。我不是小說家，我所寫的只是因了昆德拉的啟發而對現代小說神的一種理解。

一小說在思考小說曾經被等同於故事，小說家則被等同於講故事的人。在小說中，小說家通過真實的或虛構的(經常是半真實半虛構的)故事描繪生活，多半還解說生活，對生活作出一種判斷。讀者對於小說的期待往往也是引人入勝的故事，以故事是否引人來評定小說的優劣。現在，面對卡夫卡、喬伊斯這樣的現代小說家的作品，期待故事的讀者難免困惑甚至失望了，覺得它們簡直不像小說。從前的小說想做什麼是清楚的，便是用故事諷喻、勸誡或者替人們解悶，現代小說想做什麼呢？

現代小說在思考。現代一切偉大的小說都不對生活下論斷，而僅僅是在思考。

小說的內容永遠是生活。每一部小說都描述或者建構了生活的一個片段，一個縮影，一種模型，以此傳達了對生活的一種理解。對於從前的小說家來說，不管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多麼不同，在每一種理解下，生活都如同一個具有確定意義的對象擺在面前，小說只需對之進行描繪、再現、加工、解釋就可以了。在傳統形而上學崩潰的背景下，以往對生活的一切清晰的解說都成了問題，生活不再是一個具有確定意義的對象，而重新成了一個未知的領域。當現代哲學陷入意義的惘之時，現代小說也發現了認識生活的真相是自己最艱難的使命。

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談到了認識生活的真相之困難。這是一種悖論式的困難。我們的真實生活是由每一個“現在的具體”組成的，而“現在的具體”幾乎是無法認識的，它一方面極其複雜，包含著無數事件、覺、思緒，如同原子一樣不可窮盡，另一方面又稍縱即逝，當我們試圖認識它時，它已經成為過去。也許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通過及時的回憶來挽救那剛剛消逝的“現在”但是，回憶也只是遺忘的一種形式，既然“現在的具體”在進行時未被我們認識，在回憶中呈現的就更不是當時的那個具體了。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只能依靠回憶，因為它是我們的惟一手段。回憶不可避免地是一個整理和加工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邏輯、觀念、趣味、眼光都參與進來了。如此獲得的結果決非那個我們企圖重建的“現在的具體”而只能是一種象。例如，當我們試圖重建某一情境中的一場對話時，它幾乎必然要被象化:對話被縮減為條理清晰的概述，情境只剩下若干已知的條件。問題不在於記憶力，再好的記憶力也無法復原從未進入意識的東西。這種情形使得我們的真實生活成了“世上最不為人知的事物”

“人們死去卻不知道曾經生活過什麼“。

我走在冬的街道上。沿街栽著一排樹，樹葉已經凋零，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不時有行人面走來，和我擦身而過。我想到此刻在世界的每一個城市，都有許多人在匆匆走著，走過各自生命的子，走向各自的死亡。人們匆忙地生活著，而匆忙也只是單調的一種形式。匆忙使人們無暇注視自己的生活，單調則使人們失去了注視的興趣。就算我是一個詩人，作家，學者，又怎麼樣呢？當我從事著神的勞作時，我何嘗在注視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注視自己的意象、題材、觀念罷了。我思考著生活的意義，因為抓住了某幾個關鍵字眼而自以為對意義有所領悟，就在這同時，我的每每時的真實生活卻從我手邊不留痕跡地失了。

好吧，讓我停止一切勞作，包括神的勞作，全神貫注於我的生活中的每一個”現在的具體“。可是，當我試圖這麼做時，我發現所有這些”現在的具體“不再屬於我了。我與人談，密切注視著談話的進行，立刻發現自己已經退出了談話，彷彿是另一個虛假的我在與人進行一場虛假的談話。我陷入了某種微妙的心境，於是警覺地返身內視，卻發現我的警覺使這微妙的心境不翼而飛了。

一個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經生活過什麼的人，我們可以說他等於沒有生活過。一個時刻注視自己在生活著什麼的人，他實際上站到了生活的外邊。人究竟怎樣才算生活過？

二小說與哲學相靠近如何找回失去的”現在“，這是現代小說家所關心的問題。”現在“的失不是量上的，而是質上的。因此，靠在數量上自然主義地堆積生活細節是無濟於事的，惟一可行的是從質上找回。所謂從質上找回，便是要去發現”現在的具體“的本體論結構，也就是通過捕捉住”現在“中那些隱藏著存在的密碼的情境和細節，來揭示人生在世的基本境況。昆德拉認為，這正是卡夫卡開闢的新方向。

昆德拉常常用海德格爾的”存在“範疇表達他所理解的生活。基本的要求仍然是真實，但不是反映論意義上的，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範疇所表達的便是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生活之真實。小說中的”假“，種種技巧和虛構，都是為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真服務的，若非如此，便只是純粹的假——純粹的個人玩鬧和遐想——而已。

有時候，昆德拉還將”存在“與”現實“區分開來。例如，他在《小說的藝術》中寫道:“小說研究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凡發生了的事情都屬於現實，存在則總是關涉人生在世的基本境況。小說的使命不是陳述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而是揭示存在的尚未為人所知的方面。如果僅僅陳述事情，不管這些事情多麼富有戲劇，多麼引人入勝，或者在政治上多麼重要，有多麼大的新聞價值，對於闡述某個哲學觀點多麼有說服力，都與存在無關，因而都在小說的真正歷史之外。

小說以研究存在為自己的使命，這使得小說向哲學靠近了。但是，小說與哲學的靠近是互相的，是它們都把目光投向存在領域的結果。在這互相靠近的過程中，代表哲學一方的是尼采，他拒絕體系化思想，對有關人類的一切進行思考，拓寬了哲學的主題，使哲學與小說相接近；代表小說一方的是卡夫卡、貢布羅維茨、布洛赫、穆齊爾，他們用小說進行思考，接納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寬了小說的主題，使小說與哲學相接近。

其實，小說之與哲學結緣由來已久。凡是偉大的小說作品，皆包含著一種哲學的關切和眼光。這並不是說，它們闡釋了某種哲學觀點，而是說，它們總是對人生底蘊有所關注並提供了若干新的深刻的認識。僅僅編故事而沒有這種哲學內涵的小說，無論故事編得多麼彩，都稱不上偉大。令昆德拉遺憾的是，他最尊敬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只重視詩，忽視了小說，而“正是在小說的歷史中有著關於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寶藏”他也許想說，如果海德格爾善於發掘小說的材料，必能更有效地拓展其哲學思想。

在研究存在方面，小說比哲學更具有優勢。存在是不能被體系化的，但哲學的概念式思考往往傾向於體系化，小說式的思考卻天然是非系統的，能夠充分地容納意義的不確定。小說在思考——並不是小說家在小說中思考，而是小說本身在思考。這就是說，不只是小說的內容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小說的形式也在思考，因而不能不具有探索和實驗。這正是現代小說的特點。所謂“哲學小說”與現代小說毫不相干“哲學小說”並不在思考，譬如說薩特的小說不過是薩特在用小說的形式上哲學課罷了。在“哲學小說”中，哲學與小說是貌合神離、同異夢的。昆德拉諷刺說，由於薩特的《噁心》成了新方向的樣板，其後果是“哲學與小說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煩惱中度過”三存在不是什麼今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編寫和出版小說，其總量不計其數。然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只是在小說歷史之外的小說生產而已。它們生產出來只是為了被消費掉，在完成之已註定要被遺忘。

只有在小說的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以作為價值而存在。怎樣的作品才能進入小說的歷史呢？首先是對存在作出了新的揭示，其次，為了作出這一新的揭示，而在小說的形式上有新的探索。

一個小說家必須具備存在的眼光，看到比現實更多的東西。然而，許多小說家都沒有此種眼光，他們或者囿於局部的現實，或者習慣於對現實作某種本質主義的象，把它縮減為現實的某一個層面和側面。昆德拉借用海德格爾的概念，稱這種情況為“存在的被遺忘”如此寫出來的小說，不過是小說化的情慾、懺悔、自傳、報道、說教、佈道、清算、告發、披隱私罷了。小說家誠然可以面對任何題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隱私這樣的題材，功夫的高下見之於對題材的處理，由此而顯出他是一個癖或窺癖患者，還是一個存在的研究者。

一個小說家是一個存在的研究者，這意味著他與一切現實、他處理的一切題材都保持著一種距離，這個距離是他作為研究者所必需的。無論何種現實，在他那裡都成為研究存在以及表達他對存在之認識的素材。也就是說，他不立足於任何一種現實，而是立足於小說，站在小說的立場上研究它們。

對於昆德拉的一種普遍誤解是把他看做一個不同政見者，一個政治作家。請聽昆德拉的回答:“您是共產主義者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不同政見者嗎？——不，我是小說家。”他明確地說，對於他，做小說家不只是實踐一種文學形式，而是“一種拒絕與任何政治、宗教、意識形態、道德、集體相認同的立場”他還說，他憎恨想在藝術品中尋找一種態度(政治的，哲學的，宗教的等等)的人們，而本來應該從中僅僅尋找一種認識的意圖的。我想起尼采的一個口氣相反、實質相同的回答。他在國外漫遊時，有人問他:“德國有哲學家嗎？德國有詩人嗎？德國有好書嗎？”他說他到臉紅，但以他即使在失望時也具有的勇氣答道:“有的，俾斯麥！”他之所以到臉紅，是因為德國的哲學家、詩人、作家喪失了獨立的哲學、詩、寫作的立場，都站到政治的立場上去了。

如果說在政治和商業、宗教和世俗、傳統和風尚、意識形態和免費思、社會秩序和大眾傳媒等等立場之外，小說、詩還構成一種特殊的立場，那麼，這無非是指個的立場，美學的立場，獨立思考的立場，關注和研究存在的立場。在一切平庸的寫作背後，我們都可發現這種立場的闕如。

對於昆德拉來說，小說不只是一種文學體裁，更是一種看生活的眼光，一種智慧。因此，從他對小說的看法中，我讀出了他對生活的理解。用小說的智慧看，生活——作為“存在”——究竟是什麼，或者說不是什麼呢？

海德格爾本人也不能概括地說明什麼是存在，昆德拉同樣不能。然而，從他對以往和當今小說的批評中，我們可以知道存在——以及以研究存在為使命的小說——不是什麼。

存在不是戲劇，小說不應把生活戲劇化。

存在不是抒情詩，小說不應把生活抒情化。

存在不是倫理，小說不是進行道德審判的場所。

存在不是政治，小說不是形象化的政治宣傳或政治抗議。

存在不是世上最近發生的事，小說不是新聞報道。

存在不是某個人的經歷，小說不是自傳或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