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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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我接到一個電話。

“我是陳虻。”說完他意味深長地停頓了一下，可能是想給我一個發出仰慕尖叫的時間。

“誰？”

“我，陳虻…沒給你講過課？”

“你哪個單位的？”

“嘎…‮央中‬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的，找你合作個節目。”我們在央視後面梅地亞‮店酒‬見了面。

我打量他，中長頭髮，舊皮夾克耷拉著，倒不太像個領導。他蹺著二郎腿，我也蹺著。

他開口問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麼？”喲，‮央中‬臺的人說話都這麼牛麼？

我二十三四歲，不知天⾼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種心理受的話，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了。”

“我說的是家喻戶曉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度。”他都氣笑了:“你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度。”

…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

“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他在煙霧裡眯著眼看了我一會兒:“你來吧。”

“我不去。”我有我的節目，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人物採訪，很自在，用不著簽約，我住在‮京北‬，每月去一趟，錄完拿現金。

“體制裡的工作我幹不了。”他也不生氣，把菸頭按滅了，站起⾝:“這樣，你來參加一次我們評論部的年會玩玩吧。”年會上來就發獎，新聞評論部十大先進。

這十位，長得真是。頭一位叫孫杰，歪著膀子上了臺，手裡拿一卷衛生紙，發表獲獎言:“冒了，沒準備，寫在這紙上了，我講幾個原則啊…”講完把紙一撕，擤擤鼻涕下臺。

晚會前是智力問答，我跟臺長分一組，白巖松主持這環節，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臺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

當時正是評論部與“東方時空”分家的階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運動啦，七八年就來一次…兄弟們，搶錢搶女編導，一次紙杯子也要，手紙也要…”領導們坐第一排，在片子裡被挨個擠兌。

“李諾夫硬著入睡的夜晚，氣恨地說:‘《痛並快樂著》，這書只配用來墊腳！’…”坐在第一排‮央中‬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正被群眾搶錢包，鈔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塊紅豔豔，飄啊飄，飄到了我手裡。

嘿，這個地方好。

陳虻拿了一張破紙，讓我在上面籤個字:“你就算進‮央中‬臺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這連個合同都不是，也沒有記者證，沒有工作證，沒有工資卡，連個進臺證都沒有。

“我們看中了你，這就夠了。”瞧他的嘴臉。

他帶我去新聞評論部。我邊走邊打量，看了看部門口掛的牌子: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前衛…嗯，一個新聞部門，還想前衛？我左看右看。

他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頭，一邊敲打我:“你就是個網球，我是個網球拍，不管你達到什麼⾼度…”哦，這人記仇。

他轉過頭盯著我:“記住，我都比你⾼一釐米。”切。

一進門，辦公室正中間放一把椅子，化妝師練地一甩，往我⾝上套了塊布:“來，把頭髮剪了。”我一直披掛在半臉上的頭髮落了一地，像只小禿鴨子。

“這樣可以吹得很⾼了。”他満意地撥弄一下我那劉海。

男同事們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去，給我們倒杯水，主持人，我們一年到頭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們。”我天生沒什麼機靈勁兒，還在南方女權文化裡待慣了，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幾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