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沒有完成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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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政府對納粹戰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進行，而亞洲各國政府對本戰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後便大體停止了。本沒有參加聯合國一九七八年“關於追究戰爭罪犯沒有時效”的決議，為繼續追究戰犯的戰爭罪刑製造了法律上的漏。

戰後的本，舊體制和舊思想在相當程度上被保留下來。

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國政府正式命令麥克阿瑟中止本的戰爭賠償計劃，使本得以恢復生產，儘快成為美國的在亞太地區的“實際同盟者”朝鮮戰爭爆發之後，駐美軍開赴朝鮮戰場，麥克阿瑟下令在本組建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預備隊”大量本的舊軍官和舊警察加入了這支準軍事力量。

那些被盟軍釋放的高級戰犯，在不久以後《舊金山和約》生效的時候，不僅被解除了整肅，而且重新在政界、財界和輿論界活躍起來。正是這些軍國主義殘餘分子，開啟了此後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崛起的先聲。

擔任過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戰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順利當選本首相；甲級戰犯重光葵，一九五二年擔任改進黨總裁，此後出任外務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職。本學者稱他們為“戰犯政治家”由某些戰犯重新粉墨登場、主宰政局得情況，在德國和意大利等歐洲的前法西斯國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議的。

某些大講侵略戰爭是解放戰爭、軍並沒有幹壞事的本官僚和商人，也繼續充當富可敵國的財閥和呼風喚雨的經濟鱷魚。這些英人物完全沒有創建新本的意識，他們維持著一種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統治模式。本學者本澤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書中指出，戰後的本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都不充分，本依然不是民眾的社會，而是官僚的社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官尊民卑”的社會。

戰後的本，雖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但是既沒有在官僚體制和文化神上心脫胎換骨式的變革，也沒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謝罪”歷史雖然邁進了二十一世紀，對昔由弱強食的生存邏輯支撐的、大亞細亞主義的“聖戰”心理，某些本人依然情意纏綿、不忍割捨。

“天皇像平常人一樣死在上，與此相關有兩點事實讓人到悲哀——一點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點是在有關他的許多最骯髒的犯罪尚未得到應有的懲罰前他便死去。”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刊登在英國《太陽報》上的一篇題為《地獄等著那位萬惡的天皇》的社論中的一段點睛之筆。

儘管本外務省因此向英國方面表示抗議，但這篇社論告訴人民，經歷過二戰的英國士兵，在四十多年後，對戰爭期間本人在南太平洋地區待俘虜的暴行尚未忘卻。那麼，曾受到更大摧殘的中國人民是否忘記了天皇的罪惡？

本近代天皇制，與其說是本傳統與文化的象徵，不如說是本政治氣候的晴雨表。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本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都首先在本人對待天皇的態度上體現出來。

在本歷史上，天皇經常被任意罷免、放逐以至被人民所遺忘。天皇與民眾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幕府時期甚至還出現過天皇宮廷貧困潦倒、向商人借貸的窘迫狀況。本歷史上還出現過若干位女天皇，其血統早已經歷了多次的斷裂。

當幕府統治失去民心之後，作為攘夷安內的對策，後期水戶學派將天皇作為絕對權威加以美化，並將這種理想化的天皇作為國家統一的凝聚力。本歷史學家富永健一在《本的近代化與社會變動》一書中認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本將古代專制國家的天皇作為近代國民國家的理想的統治者，因此“明治維新”可以說是由對古代天皇制的恢復而展開的。而且，這種恢復以一種變本加厲的方式來快速推進。

明治以前，本學校進行的是鬆散的愛國教育；明治期間，皇祖皇宗教育已經成為唯一重要的內容。在小學就有拜天皇像、升國旗高呼萬歲等規定。一八八零年的教育令要求，必須大力培養學生尊重天皇的情。在本戰敗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裡，本人在學校裡所受的是這樣的教育:天皇的祖先是太陽神、天照大神，天皇是本自開國以來的統治者，天皇的家族自古以來就未曾中斷過，也就是萬世一系，而且認為本是神國；天皇既是神又是人，而且還是本人的祖先；天皇的本有統治世界的使命。

明治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具有神的天皇對維護本國體的重要，為了表明天皇對民眾的關愛和擴大天皇在民眾間的影響，天皇還親自到全國各地去巡幸，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其間他外出巡幸達八十多次，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這套無孔不入的宣傳教育模式，終於掀起了民眾對天皇瘋狂的熱愛和崇拜。

天皇是戰爭的核心。對於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作了三個方面的分析:第一，據《大本帝國憲法》，天皇是大本帝國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也是大本帝國軍隊唯一的、最高的絕對統帥；第二，裕仁天皇作為大本帝國的道德和神的最高權威，要求作為臣民的本國民，無條件地效忠、服從和尊崇他；第三，裕仁本人對所有條件和情況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考慮。

汪偽政權中央儲備銀行顧問、經濟學博士木村增太郎曾經說過:“上至司令官下到普通一兵，人人都燃燒著忠報國的赤誠，彼此息息相通，他們的赤誠全都彙集在‘為了天皇一人’這道宗旨之下。大東亞戰爭的赫赫戰果是偉大的皇威所致。”天皇曾經對軍部說:“沒有朕的命令，不準動一兵一卒。”因此，本的君主立憲明顯不同與英國的君主立憲，天皇裕仁並不是一個不問時事的“虛君”他自始至終都主宰著戰爭的進程。

裕仁天皇是本頭號戰爭罪犯，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是殺害五千萬亞洲人民的罪魁禍首。五千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如果跟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發生的本阪神大地震死亡的五千五百人相比，前者等於後者的九千多倍。也就是說，即使本每天都發生如此巨大的地震和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也要持續二十五年天天如此，才能達到五千萬人。

審判裕仁符合道義、民意和歷史。在當時美國國內的輿論中，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主張處決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張審判裕仁，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不必管他或者留作傀儡。對於杜魯門保留本天皇的主張，連羅斯福時代的國務卿赫爾也認為:“太姑息遷就了。”戰爭結束前夕，美國方面曾就本保留天皇體制的要求徵求盟國的意見。

由於處處依賴美國，蔣介石立即致電表示同意。與之相反，澳大利亞政府表示強烈反對。澳大利亞政府先是致電倫敦:“我們堅持認為，天皇作為國家首腦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應對本的侵略行徑和戰爭罪行負責，因此要求廢黜他。”接著又致電華盛頓:“不應豁免天皇對本侵略所負的罪責。明確廢除天皇制，是破除本人把天皇當神崇奉的本辦法。正是以天皇的名義，他們犯下了許多暴行。天皇體制不廢除，本人就不會改變，還將發動對太平洋的侵略。”澳大利亞政府認為，軍在戰爭中有預謀有計劃的恐怖政策和暴行，包括天皇在內的本最高當局絕不會一無所知，裕仁及其同夥跟希特勒及其同夥沒有區別。

然而，美國自有一副小算盤。在戰前擔任過美國駐大使長達十年之久的美國國務院特別顧問格魯指出:“天皇是唯一能使本穩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們就會背上沉重的包袱，無限期地管理面臨崩潰的七千萬人口的社會。”權衡利弊之後，美國政府決定在戰後不觸動天皇體制，這樣才能迅速實現對本的控制，在天皇的配合下將本改造成美國在亞洲忠實的盟國。

這是現實主義對道義的勝利。由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所主導的戰後美國對本的佔領，固然在本推行了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也非常扎眼地為本保留了天皇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管美國人多麼努力消除軍國主義政府過去推行“全民灌輸”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卻沒有觸動本人的神架構和本龐大的舊官僚體系。戰後，大部分本人本不去想未來的政治或國家治理。他們對自己現有的基本政治結構是滿意的:依然在頭銜完備的天皇的治理下，雖然天皇必須遵從佔領軍的決定。

於是，盟軍最高司令部變成了鄉下本人眼中幕府時代的將軍。一位鄉村的鄉長說:“天皇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擔當這個角了。”這大約是傲慢的麥克阿瑟將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果吧。

天皇制是戰爭機器的內在催化劑。本士兵在把天皇神聖化的同時，也將自我渺小化了。本學者江口圭一在《本帝國主義研究》一書中指出:“本國民之所以從事了長達十五年的戰爭，乃是由於信這場戰爭是正當和正義的戰爭。它的正當與正義的據首先就在於它是‘聖戰’，即天皇的戰爭。正因為是‘聖戰’，正因為本國民為了天皇陛下而甘願忍受一切困苦與犧牲，所以或在遙遠的南溟，或在北邊的凍土，便去玉碎、特攻、自決。天皇難道不應為自己的無德而慚愧和謝罪嗎？難道不應採取與此相符合的去就嗎？”天皇的態度卻與之相反。裕仁在後來發表的《獨白錄》中，恬不知恥地將自己描述成“為和平而苦惱的天皇”、“一貫祈求和平的天皇”他企圖將自己手上的鮮血洗得一乾二淨。

天皇崇拜是本社會至今未觸動的毒瘤。東京審判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沒有追究戰爭元兇本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

本學者安丸良夫曾經是一名“軍國主義少年”在聽到天皇宣佈投降的廣播之後下了眼淚。經過對自己的青年時代以及對整個本社會的反思，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書中安丸良夫指出，現代本人雖然格外珍視個人的自由，但卻在一種偽造的觀念體系中尋求認同，天皇制對每個本人來說也是一個“恥辱的紀念碑”然而，認識到天皇制是“恥辱的紀念碑”的本人寥寥無幾。東京審判中天皇的缺席，民主改造中天皇的逍遙，戰後文化教育中對天皇罪行的遮掩，使得天皇的重新被神話成為可能。本經濟高速增長之後不久，便出現了保守思的迴歸，天皇制也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前首相中曾就曾經宣稱，天皇就像是璀璨的陽光一樣的存在。保守派作家出雲井晶寫道:“英國有四百五十年是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而後來又有三百年受法國國王的統治。斯圖爾特家、漢諾威家、溫莎家，血緣關係幾度發生過變化。但我國則是萬世一統，皇統連綿。‘天皇之國——本’是一個傑作，在全世界不論哪個地方都沒有這樣非常文明、非常卓越的國家。”政界和文化界對天皇制度的頌揚是不遺餘力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天皇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裕仁天皇病重的時候，到皇宮簽名祈禱的人有時一天達七萬人次之多，隊列綿延一公里之長。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本官方發表聲明指出，即將正式法定為國歌的《君之代》中的“君”就是指天皇，由此本國歌再度成為對天皇的讚美。明治學院大學加藤典洋教授認為，《君之代》與作為戰後本國民存在基礎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在法律上將《君之代》規定為國歌也就意味著本國民的自我否定。把《君之代》立法化意味著，本國民雖因戰敗而獲得了主權，但在五十四年後，又自己選擇了與戰前同樣的和天皇的關係。

由此可見，天皇制度得保留，成為戰後本保守勢力“借屍還魂”的制度保障和神源泉。雖然戰後“象徵的天皇”與戰前“主權的天皇”有了巨大的區別，但兩者之間並非沒有發生轉化的可能。

同時，在清理歷史垃圾、審定戰爭罪責的時候，由於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這場沒有完成的審判，使本大部分民眾對戰爭的質依然充滿矛盾和模糊的認識。他們認為，既然天皇都沒有罪孽，那麼天皇的將軍、官僚和士兵們也都沒有罪孽。

長期以來，對外侵略是本的基本國策，也是本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許多本人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對外侵略是理所當然的。審判的不徹底使本人認為，自己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但這僅僅是戰爭策略的失敗、時機選擇的錯誤等，而沒有意識到對外侵略本身的非正義。

東京審判早已結束。然而，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東京審判是一場遠遠沒有完成、也依然沒有結束的審判。

正因為東京審判的漏和缺陷，才導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沉渣泛起；正因為東京大審判的半途而廢，才導致了受本侵略和殘害的各國人民數十年如一地、鍥而不捨地申訴和追討，民間的安婦賠償、勞工賠償和細菌戰毒氣彈賠償等問題此起彼伏，一高過一。

東京審判僅僅是揭和追討戰爭罪行的開始，而絕對不是結束。在東京審判之後，每一次對本戰爭罪行的聲討和訴訟，都可以看作是對東京審判的回應和延續。這場正義與惡的鬥爭，還將持續一段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

一切有正義的國家，不會對此袖手旁觀。

一切歷史的的人民，不會對此視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