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药房繁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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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向他道谢后，在一家咖啡馆阅读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报》。

我在十点前回到药房，乖乖，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门口了。

有几十打的人手里拿着大叠的处方站在那儿，互相换疾病症状情报，就好像钓鱼客在描述他得奖的大鱼一般。

喉咙发炎先生吹嘘着他那足以致命的喉咙肿痛；静脉瘤太太则骄傲地细数着她的静脉瘤病史。此起彼伏愉快地聊着天，时而问问时间，往犹深锁的药房大门挤去。

终于，在“总算开门了”和“她出来了”的低语声中，一名女孩从药房后出现，识相地躲在一边以让蜂拥的人群通过。

我再次体会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不存在的。

大概等了半个钟头之久，好不容易在混中逮到一个空档，把我的处方给药剂师。

她取出一个塑胶袋，装进一些盒子、瓶子，在每张处理过的处方上盖章。

她留下一张副本，另一张则还给我。

很快地塑胶袋就溢出来了，尚剩一张处方，药剂师失踪约莫有五分钟之久，然后出来表示缺货，并要我到别家药房试试看。

尽管如此，情况也还不算太糟，至少重要的药都在袋子里。

对我来说，这些药已经够让一群人死而复生了！

班森又是，又是的，以他的方式试着每个药方。

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坟墓的影中逃出，觉得好多了，有足够的力气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剩下的那种药。

我们到达时，已有一位老先生坐在凳子上，手上的袋里装了万灵丹，他好奇地想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得什么外国病。

一直等到我们的药都齐备，他凑过头想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用锡箔纸包装的东西，大约有头痛药片般大。

她拿给班森，告诉他说:“一天二次。”班森摇摇头，用手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不下这么大的玩意。”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那位老先生在药剂师回答前咯咯大笑起来，危险地摇晃凳子，用长瘤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面带微笑，优雅地将锡箔纸包的药高高举起说:“这是栓剂。”班森看来有些惑，那位老先生还在大笑，从凳子上跳下，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抢过来。

“你看！”他告诉班森“我们是这么用的。”他老人家在离柜台不远处找了一处空间，朝前一趴，将栓剂举过头，手臂飞快地往后移动，将药用力往子底部刺进去。

他看着班森说:“懂了吗？这是在股里面的。”班森还是摇头表示:“哎，老天，这实在很奇怪！”他戴上太眼镜，后退几步“在我们那里，我们不用这个的。”我们试着解释这是种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一点都不为所动。告诉他如此可以治喉咙发炎，他不觉得好笑起来。

我常在想，回去后，他会如何告诉他在布鲁克林的哥哥关于法国人的栓剂。

过没多久，我在树林遇见我的邻居马索，告诉他栓剂的事，他当成一个笑话——不过这对一个确实发生过戏剧故事的病人，可就不好笑了:当他到医院去割盲肠，醒来却发现左腿已被切断。

“真的吗？”我说不可能，但马索坚持是真的。

“假如我生病的话，我一定去看兽医，在那里至少还是清醒的，我可不相信医生。”他说。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界的见解并不能反映大部分的真实。在普罗旺斯，也许有对截肢有瘾好的医生，但我们不曾碰见过。

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白血病”的接触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是为了反击官僚作风而去的。

那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居留证，几个月的文件来往所发生的战争。

这种居留证是发给在法国的外国居民，我们跑遍市政府、警察局、税捐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府。

每至一处，就被告知尚缺其他表格，当然呷！这些表格要到别处拿。

终于我们确信已有一套完整的证明书、申请书。照片及生命统计资料，我们骄傲地走进市政府去。

文件被仔细地检查，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应该不会再拖延了吧！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

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是合法的居民了。

市政府秘书微笑友善地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必须做健康检查以证明我们身心皆健康，奔牛村的芬耐隆医生会很乐意替我们检查的，所以我们又上路到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一起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有没有毒瘤？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想是否会被问到排便习惯以防我们增加法国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

我们在表格上签字，芬耐隆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很抱歉地说:“当然呷！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肩解释，在发给卫生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测试。

“我的天，我们还要做什么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颇觉抱歉地说:“梅毒。”